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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容庚北平日记》看他和商承祚60年的友情

容庚(1894.9.5—1983.3.6),因古代“容”“颂”相通而取斋名为“颂斋”。广东省东莞县人。容庚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古文学家和考古学家,在篆刻书法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他一生著述甚丰,曾出版专著30余种,发表论文70多篇,其中《金文编》、《商周彝器通考》尤为海内外学术界推崇,成为一代宗师。1922年,经罗振玉介绍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读研究生,毕业后历任燕京大学教授、《燕京学报》主编兼北平古物陈列所鉴定委员、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岭南学报》主编、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等。 主要成就 他的成名作为《金文编》 《商周彝器通考》 《金文编》(贻安堂,1925年;香港商务印书馆1939年出修订本;科学出版社,1959年出增订本)。 《金文编》这是继吴大澄的《说文古籀补》之后的第一部金文大字典,是古文字研究者必备的工具书之一。 1935年,又集秦汉金文而撰成《金文续编》。 1959年出版的增订本《金文编》,据历代出土的青铜器三千多件的铭文,共收字18000多。商周秦汉铜器铭文中已识与未识者,从中可尽览无遗。这是一部相当完备的金文字典。 《商周彝器通考》(燕京大学哈佛燕京学社,1941年)是他的另外一部重要著作。 这是一部关于商周青铜器的综合性专著。分上下两编。上编是通论, 详述青铜器的基本理论与基本知识,分15章。 下编是分论,将青铜器按用途分为4大类。全书共30多万字,附图500幅,征引详博,考据详备审核,堪称材料宏富、图文并茂。 这是一部对青铜器进行系统的理论阐释并加以科学分类的著作,是研究青铜器的重要参考书。在这方面他还著有《殷周青铜器通论》(合作,科学出版社,1958年)。 他精于鉴定青铜器,经多年积累,他编印了不少青铜器图录,如《宝蕴楼彝器图录》、《秦汉金文录》、《颂斋吉金图录》、《武英殿彝器图录》、《海外吉金图录》、《善斋彝器图录》、《秦公钟簋之年代》、《兰亭集刊十种》等。 其中《武英殿彝器图录》开创了印铜器花纹的先例,为花纹形式的研究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参考资料。 《善斋彝器图录》所编的是刘体智收藏的青铜器。《海外吉金图录》所编为日本所藏铜器。这为国内学者提供了流失海外的铜器资料,很有意义。 在书画碑帖研究方面,他著有《伏庐书画录》、《汉梁武祠画像录》等多部著作。 为中国文学史上添了光辉的一笔。 容庚奖 岭南之地,文化底蕴深厚,人杰地灵。而在近代文化发展中,容庚作为岭南本土成长起来的著名古文字学家、书法家,其以严谨、科学的治学精神,在古文字学、书法创作与理论、收藏鉴定等领域的研究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为了弘扬容庚的治学精神,立足岭南书坛,面向全国,兼容并包,推动广东书坛创作和学术研究的发展,同时挖掘、推出更多全国书法人才,为我国传统书法文化的继承、繁荣和发展贡献力量,广东省书法家协会、广东书法院联合主办首届“容庚奖”全国书法大展, 人物评价 鲁迅曾有一篇轶文,“文革”中在广州被发现。他为了讽刺与自己素来不和的顾颉刚,说中山大学已经聘了一个口吃的顾颉刚,又打算聘请同样口吃的容庚,难道中大喜欢口吃? 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曾宪通当年长期担任容庚的助教,被视为容先生的“大弟子”。他告诉记者,容先生确实有一点儿口吃,不过并不严重。 在曾宪通的记忆里,容先生话不多,不属于滔滔不绝善言辞那种学者。他上课,总是用白布巾裹着几部线装书,在讲桌上打开,转身在黑板上写一个古字,站在一旁,问台下这是什么字,然后根据学生的回答,引经据典加以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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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9月5日,容庚降生在广东东莞县菀城镇,原名容肇庚,号容斋。现代著名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收藏家、书法家,在学术领域拥有崇高的地位。容庚身世不凡,容家是晚清书宦世家,这为他以后的成长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以颂斋名其室。

容庚先生是我国着名的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1926年被聘为古物陈列所古物鉴定委员会委员,鉴定清廷所藏青铜器。其辨伪实践即始于此。1941年《商周彝器通考》的出版标志着其辨伪思想的成熟并形成系统建构。他的辨伪成果代表了20世纪四五十年代青铜器辨伪的最高水平。容庚擅长于文献考据,重资料的排比与梳理,而少理论概括与阐发。我们从其相关着作和辨伪实践中凝括出三个辨伪思想和七条辨伪方法,以彰着容庚先生在青铜器辨伪史上的独特贡献。

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广州中山大学从石牌迁入河南康乐园,昔日岭南大学变成“新中大”。原来分别任教于中山大学中文系的商承祚与岭南大学中文系的容庚从此共处康乐园31年,先后担任中文系主任,共同创办古文字研究室,甚至同住一楼,并称“容商二老”。

容庚是我国著名的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收藏家和书法家,在学术领域上拥有崇高的地位,而其温和的形象也总能让人联想到儒雅谦和的学者。但实质上,容庚的性格并不似外表那么温和,他狂放不羁,直言不讳,常戏称自己是野马、鬼锁。对于他所痴迷的青铜器,他更是倾尽毕生之力,想尽一切办法去收藏,所藏不俗,对于他的收藏他曾说:我倾尽我的所有收藏了这些字画器物,为的就是学术研究以及保护我国的珍贵文物,以免外流。

三个重要的辨伪思想

容庚与商承祚相识于1922年,他们的关系持续一甲子,商承祚谓之“六十年老友”。然而他们友谊的主旋律中时而夹杂着不协调声音,到晚年龃龉愈多,甚至有反目传闻。容商二老在康乐园留下太多难以磨灭的痕迹——如他们为岭南大学十所著名建筑所题匾额,如文科大楼内的古文字研究室和容庚商承祚先生纪念室。容商生前,他们的关系就被人津津乐道,直到如今,有关容商的话题在康乐园仍不绝如缕,时有听闻。

把真品说成赝品, 把赝品说成真品, 只为学习鉴别

⒈伪造和仿造区分开研究的思想。仿造先秦青铜器的现象主要见于宋元明清时期,只求形似,不求逼真,能够反映一个时代的美术工艺和时代风格,可以视为艺术作品。伪造是为了牟利,不但追求神似,甚至在有铭真器上加刻铭文,或者在无铭真器上补刻铭文,其对古器物、古文字和古史的研究危害无穷,因此,辨伪是青铜器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容庚把仿造与伪造区分开,对青铜器辨伪的科学发展有重要意义,为后来的研究者所遵循。

容庚与商承祚合影

当容庚还在北大上研究生的时候,对青铜器的鉴定还不是很成熟,而进入故宫对故宫文物进行分类整理给了他进步的机会。当时的他能够近距离地对青铜器进行实物探究,辨别真伪。为了更好地把握好这次机会,提高自己的研究水平,容庚经常把一件真品说成是赝品,把赝品说成是真品,然后向老前辈们请教,听他们的讨论争辩,偷偷学习他们辨别鉴别的方法。久而久之,容庚的鉴别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这让所有老前辈都感到很惊讶。

⒉在把握伪器制造规律基础上的伪器分期思想。在青铜器研究史上,容庚首次对伪器作了较科学的分期。其意义在于可以进一步服务于青铜器的辨伪。他把伪器分为三期:⑴乾隆以前,作伪者很少接触真器真铭,所以铭伪者器亦伪,作伪水平较低,容易辨别。这个时期有很多仿宋代着录铭辞而作伪的器物。虽也有形制花纹精致者,但铭文笵铸则恶劣易辨;⑵道光至清末,估人多于无字之真器上伪刻铭文,或于字少之器加刻铭文。但由于铭文知识不足,所刻铭文,文义荒谬,字体恶劣,真伪易辨。虽有伪刻文字之佳者,但往往文字、形制与古不合;⑶民国以来,由于青铜器修理经验较前丰富,作伪技巧趋精,辨伪难度增大。加之印刷技术的进步,影印之法兴起,人皆得见影本;辨伪经验与辨伪理论丰富,人皆提防伪器,故作伪之术因之而日进。

对于容商关系,最有切身体会、最有发言权的,是他们的子女后人及友朋弟子。而他们本人留下的文字记载更有价值、更不容忽视。笔者整理《容庚北平日记》,对其中有关容商交往的记录印象深刻。经统计,商承祚在《容庚北平日记》20年中共出现203次,数量仅次于容肇祖和于省吾,而多于容妻徐度韦,足可见两人交往之频繁,关系之亲密。这些记录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容庚南下前容商两人关系,笔者略为排比,敷衍成篇,并提出容商关系晚年变调问题,以为读者及研究者参考,且就正于方家。

故宫的文物毕竟是有限的,当里面的几千件青铜器都鉴定完以后,鉴定委员会都解散了,而容庚就此喜欢上了收藏。回到学校以后,他把故宫所见到的青铜器做了详细的介绍,然后选出一些精品分批刊印图录,并在征得院长的同意后着手编纂出版。

⒊形制、文字、花纹三者互相推求,注意器物的统一性和完整性,无铭器和有铭器并重的辨伪思想。所谓“器物的完整性”包括器物的出土地点及共存物、制造年代、器物着录与收藏以及器物形制、花纹、铭文与时代、地域的关系等要素,这些要素在真器上具有内在的统一性。传统的金石学属于经学、史学的附庸,金石学家的兴趣偏重于青铜器的铭文,无铭之器则被忽视或遭屏弃。容庚注重利用出土资料,把眼光拓展到无铭器,并注重发掘器的同出器物以及器物组合情况,强调发掘资料的完整性(包括各种遗物资料的完整和摆放位置的未被扰动),使延续了千年的为古董把玩鉴赏和补证经史服务的金石学,蜕变成有完整体系的中国青铜器学科,把青铜器辨伪水平提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北上求学 容商初识

擅长辨别铜器和书画真伪,大部分收入用于收藏青铜器

上述几点已经成为学界的共识,看似平淡无奇,但它却是在对中国青铜器发现史、青铜器着录史、青铜器辨伪史、古代学术史以及青铜器铸造工艺全面把握的前提下作出的科学论断。

ag环亚集团平台,《容庚北平日记》始于1925年1月1日。1月3日,日记中有“寄内子及锡永函”,这是商承祚第一次出现。容商初识于1922年夏天,因此有必要补述他俩相识经过及最初交往情形。

1930年,山西有位大收藏家逝世,这位收藏家平生收集的古铜器不计其数,他的后人整理出了一些珍贵的文物和青铜器,其价值大概在万元左右,准备对外出售。容庚听说这一消息后,唯恐慢人一步,就立刻赶到陕西,将五千元定金交到卖主手里,然后将这批青铜器运回北京。由于当时的容庚一点积蓄也没有,只好在途中卖掉了几件文物,还清了山西卖家的欠款。虽然舍弃了几件青铜器,容庚还是成为当时最大的青铜器收藏家。

七条重要的辨伪方法

1922年夏历五月,容庚北上求学,路过天津时拜访罗振玉,商承祚正师从罗氏研习甲骨文,前往容庚下榻的客栈拜访,两人因此相识。商承祚晚年在《我与容希白》一文中回忆:“有一天,罗振玉老师告诉我:‘你有位广东同乡刚才来过,名叫容庚,字希白,东莞人,做过中学教师,他爱好铜器文字,编了一部《金文编》,是扩大吴清卿《说文古籀补》之作,很好,现住泰安栈。’我一听,高兴极了。心想,我搞甲骨文,他搞金文,商、周联系上了,又是同乡,志趣相若,不易得。于是马上打电话到客栈和他联系,然后去拜访他。希白初次北上,不谙北方话,我们倾谈时同操粤语,真可谓他乡遇故知,都非常的兴奋。我们谈家乡的风物,谈京津的见闻,谈共同感兴趣的甲骨文、金文,谈古文字研究的计划。”

容庚虽然喜欢收藏,但他没有很多的资金支持,所以他的生活非常节俭。他虽在大学做教授,但当时的工资不是很高,他每月会拿出一半的工资交给妻子做生活之用,剩下的就全部用来购买书籍,收藏铜器和字画等。即使如此,容庚还是能够经常买到好的文物的,这就要归功于他的鉴别能力了。容庚非常擅长辨别铜器和字画的真伪,别人把真品看成是赝品的,他就用低价买来,然后再以高价卖出,所得的资金又能购买更为珍贵的古董,所以,他在这一方面可谓是生财有大道。

⒈铭文辨伪。容庚先生治彝器由文字始,铭文是容庚先生进行青铜器辨伪的最初的切入点。铭文辨伪具体而言有以下几个方面:⑴从时代和地域两个维度考察文字的书写风格。字体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风貌和气质,伪铭虽能摹其形,但很难传其神,或笔力软弱,或字体臃肿,缺乏原铭刚健之气。⑵铭文用字习惯和字形结体特点,这也有明显的时代烙印。⑶铭辞体例。比如商代铭文多简短,往往只有受祭者之名和族氏符号,多字之器或伪。⑷铭辞部位。器铭因各种器物而有一定部位,凡铭文的地位不适合习常部位的,须要细心考察。⑸铭辞内容和器类的关系:一是铭文内容和器物种类要相称,如铭功烈的不会记于镜鉴之上;二是自名和形制要相符,《善斋吉金录》着录的伪器叔宾父铺把盨的铭文摹在铺上,而“盨”字未改。⑹中国青铜器有普遍应用合笵法的传统,合笵法的一套陶笵,在青铜器浇铸成形后,一般便被拆碎,不再重复使用,因而每铸造一件器物,等于一次创造,必须经过由制模到铸成的整个过程。由于这一原因,有些青铜器看来外观相似,细察仍有差别存在。商周青铜器铭文的一个突出特征是没有字形完全相同的两篇铭文,商周时期的多数铭文,包括那些内容甚至行款相同的铭文,各篇都应是单独书写、制作。如师麻孝叔簠,一为愙斋所藏,一为善斋所藏,而文字雷同,二者必有一伪。⑺盖、器多对铭,器、盖铭不同者要注意辨察。《西清古鉴》第十六卷着录的周孙卣之盖、器是两个不同的族氏符号,盖、器不是原配;《宁寿鉴古》第十二卷着录的周智匜器、盖铭不同,可疑,盖有可能是伪造的。

容庚字希白,出生于1894年;商承祚字锡永,出生于1902年。容庚年长商承祚8岁。两人相识缘于罗振玉,乡情、乡音和共同的志趣更使他们一见如故,友情迅速升温。容庚在《金文编》序中也说:“十一年五月,与家弟北游京师,谒罗振玉先生于天津,以所著《金文编》初稿请正,辱其奖借,勖以印行,未敢自信也。时罗先生之子福颐有《古玺汉印文字徵》之作,其弟子商承祚成《殷虚文字类编》,与余不谋而合。”他在《甲骨学概况》中又说:“初余访罗振玉先生而归旅舍,忽有电话至,余甚惊讶,询之,则罗氏弟子商承祚也。承祚从罗氏撰集《殷虚文字类编》,闻余有《金文编》之作,志趣相若,故亟谋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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⒉形制、花纹辨伪。形制不古者伪,花纹不古者伪;铭文早而形制花纹晚者伪,形制早而铭文晚者伪。盖、器花纹不统一者多有问题,《西清古鉴》第十六卷周析子孙卣盖之花纹与器不同,并非原配。以此方法辨伪还要注意改易形制的情形,如《西清古鉴》第六卷着录的蟠夔鼎十一就是甗之上截下加三足而成,《西清续鉴乙编》第八卷夔纹壶一是把錞于的虎纽去掉而倒置加两耳而改造成壶。

同年秋,容庚得罗振玉介绍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为研究生,夙愿以偿,喜出望外。1923年春,容庚致函商承祚,商氏复函称“近因赶写《殷文》,致忘作复,顷理积书,始发见尊缄,健忘抑何可笑”,又称自己《殷墟文字类编》“已书十四卷,如释重负”,并转达罗先生对《金文编》古器考所定目次的意见。此函容庚生前一直保存着,现藏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当为容商友谊最早的文字和实物见证。

⒊铸造工艺辨伪。错金银技术产生于春秋时期,鎏金银则在战国,金银错或鎏金之商周器多伪。《善斋吉金录》第二卷着录的子册册父丁齍则添加的锡较多。

1924年2月14日,容庚与商承祚、容肇祖访顾颉刚。顾颉刚日记:“锡永、希白、元胎来……锡永与容氏兄弟,皆今之少年金石家也。”经容庚介绍,商承祚亦为北大研究所国学门研究生。商承祚在《我与容希白》中:“希白北来,耳目一新,不愿南返,后经罗先生介绍,进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当研究生,因初创,只有他一人,劝我也入学,免得孤单,后来我也去了,我们又成了名副其实的同学。”但那一次商承祚赴京应该只是短暂逗留,因为同日顾颉刚致容庚手札中有“锡永兄想已回津,得晤面,甚快”之语。

⒋通过器物着录与收藏信息考辨真伪。中国古铜器以前大都盗发,辗转相传,其情况不明确。只有查考这件器物或类似的器物见于哪一种着录及其收藏的由来,以便和真器互相比较。容庚编纂的铜器图录书,于着录与收藏情况说明甚详,盖有深意存焉。

离多聚少 鸿雁传书

⒌伪造地点。容庚认为作伪之地之人为言鉴别者之所当知,这会在形制、铸造或铭文上反映出一些共同的特征。如朱善旂《敬吾心室彝器款识》中不少伪刻铭文为陕中伪刻,刘体智善斋所藏番仲吴生鼎为陕西凤眼张所伪刻。潍县人每仿制陈介祺簠斋藏器。铭文伪作的方法,北方惯于刀刻,作伪刀刻为多,每不能底平直落;南方刀刻每多斜出,而工于以酸类腐蚀。伪器的流向他也有关注。对于作伪之地之人,很难考知,即使知道也难以明说,这大概是容庚于此着墨不多的原因,但其有限的论述仍然指示给今天的辨伪工作以有益的启示和努力的一个方向。

如果以1952年为界将容商关系分为前后30年,则后30年他俩同行同事,朝夕相处,而前30年离多聚少,鸿雁传书。1930年秋,商承祚回到北平,在北京师大等校任教,1932年4月,顾颉刚致容庚函称“锡永师大之事总非办法,闻中山大学刘奇峰已走,现由陈钟凡任文学院长。锡永如肯回粤,可函闻野鹤君询之”,可见商承祚在师大任教是临时性质。1934年,商承祚离平南下,任南京金陵大学教授兼中国文化研究所专任研究员。容商二人同处北平时常过往的时间只有4年,在此前后,他们除了偶尔互访外,大多以书信方式联系。

⒍锈蚀辨伪。这要靠摩挲原器。容庚一生经手的铜器达数千件,经验非常丰富。⑴观察锈之厚薄美恶。这因埋藏环境以及铜质的精粗而有不同。周初至今已三千年,有锈蚀如腐者,有仍露铜色如新铸者,其常见者,则外生薄锈,或红或绿,间有蓝色;⑵通过去锈辨别。真器外层之锈,有以水浸之而去者,有以醋渍之而去者,有以电解之而去者,至于伪作之色,以沸汤煮之即脱去;⑶观察锈受水后的反应。假锈受水脱落,手摩之滑泽如粉,而真锈则生硬不然;假锈受水色辄少变,而真锈红绿如故;真锈经水,或有如痂脱,如瓦解,非若假锈之融化;⑷观察铭文字口锈迹。真器之铭和花纹,古人每每填漆,如无填漆,则字内每生铜锈。后人伪刻之后,敷以假锈,可以水洗或山楂敷去之。亦有以假锈和蜡为水洗山楂敷所不去者,可以钝针剔之。腐蚀较刀刻逼真,然字口皆不能有真锈,且拓出后,笔画有软弱、臃肿、模糊之病。

《容庚北平日记》

⒎目验原器。容庚强调“多阅”,即多经目验,要用心体味古器的质朴之气。新出土之器,色泽斑驳陆离,花纹刻画工巧,铭文锈填字内,自易分晓。如果器经磨濯,敷以厚蜡,即使是专家老手,也有可能看走眼。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着录的丰姞敦,善斋所藏的叔舞父尊、若彝,容庚都是在摩挲原器后,才审知其伪的。我们在条件不足的情况下,就要多读各种图录和考古发掘报告。

商承祚离开北京大学,1925年任南京东南大学讲师,与《容庚北平日记》起始时间基本吻合。容庚是年通讯录记有商承祚地址——南京北塘子巷。从日记记载看,仅1925年上半年,容商往来函件即达20多通。而这些函件多未留存,令人惋息。日记多未记函件内容,但有两个细节很可玩味:

无论是辨别伪器的数量,还是辨伪成就所达到的广度与深度,容庚先生都达到了一座高峰。

一是商承祚结婚事。2月3日,容庚收到罗君美来信,同日寄商承祚信。君美在信中告诉他:“锡永于1月31日在六合县举行结婚,通信由六合县东门内孙宅转交。”

二是容庚为商承祚寄赠资料及双钩碑铭:3月14日,“寄商锡永信,坿赠汉石经残石拓片两纸;4月11日,为商锡永双钩《西狭颂》、《韩仁铭》、《尹宙碑》、《孔宙碑》、《尚博碑》篆额五种;13日,“双钩《景君碑》、《樊敏碑》篆额两种”;15日,“摹苏君神道并前所钩篆额,寄商锡永”;23日,“临秦公敦一过,寄锡永”。5月2日,容庚“接锡永信,并赠二大笔”。商承祚赠笔,可能与容庚为其临摹碑帖有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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