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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的税多,共产党的会多?共产党比国民党税率高但税种少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年,中国人受尽了屈辱和欺侮,十四年艰苦抗战,以牺牲上千万军民为代价换来了胜利的荣誉。抗战中虽有一些腐败,但并不严重,否则抗战的仗就会打不下去。抗战中有近百位将军为国捐躯,包括张自忠、佟麟阁等,说明了对日抗战有很强的凝聚力。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经历28年的奋斗,最终打败国民党,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过程堪称奇迹。想当初,聚集在一起开会的13个人,大概做梦也想不到共产党的天下会来得如此之快。即使到解放战争前的1945年,包括毛泽东在内也没有谁能有信心战胜国民党。观察中共所走过的道路可以发现,是他们抓住了无数的历史机遇,才最终造就了自己的胜利。历史机遇看似偶然,但要能够一一抓住,其中就有很多必然因素了。由于中共战胜国民党的关键在于解放战争,所以本文以此为中心,对中国共产党的胜利作以简单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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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坚持抗战14年之久,在强大的敌人面前,艰苦卓绝,坚持到最后,赢得了胜利。而胜利之后的国民党为何局面扭转直下,把大局输给了共产党?这段历史很少有人探讨过。其实这里的经验教训非常值得吸取。

作为特殊年代中争夺政权的斗争,导致其最终成败的直接原因是军事力量的强弱。军事力量的强弱消长变化体现着最终的成败趋势。我们不妨先看看解放战争(即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国、共两军的力量对比:1946年7月,国军430万、共军127万[i];1948年6月,国军365万,共军280万[ii];1949年2月,国军204万,共军358万[iii]。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大的变化?首先,共军灵活机动,善于集中优势兵力。从1946年6月26日解放战争全面爆发到1947年6月,是共军的战略防御阶段。国军实施全面进攻,但共军采用边打边撤的方针将军队转移到山区以保存实力,主动撤出。当捕捉到战机时,就集中优势兵力作战,比如著名的孟良崮战役。其次,共军的战略比较高明,战术运用恰当。从1947年6月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到1948年9月,是共军的战略反攻阶段。国军鉴于全面进攻不奏效,转为重点进攻延安及山东解放区,导致其后方兵力空虚。刘邓大军趁机强渡黄河进入大别山区,直接威胁到国民政府的统治中心南京和武汉。这一战略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它牵制了南线国军兵力,带动了共军在各个战场由被动防御转入主动进攻,整个战争格局由此扭转。最后,共军的凝聚力、动员力远比国军强大。从1948年9月辽沈战役爆发到1949年12月,是共军的战略决战阶段。早在辽沈战役爆发前半年,蒋介石就计划把沈阳国军主力撤至锦州,以便与华北傅作义配合,进可以夺回东北,退可以撤往关内。但东北“剿总”司令卫立煌力主固守沈阳、长春、锦州三大战略要点,企图保全东北。在卫立煌守不住的时候,蒋介石又让傅作义放弃北平、天津,把华北的50多万精兵撤到长江以南,结果傅作义也没有答应。正是国军将领的这种各打算盘、推诿扯皮导致了蒋介石的战略意图无法实现,步步溃败。这种情况,在三大战役中都有体现。相比之下,共军的凝聚力、动员力就非常强,能够令出必行,迅速抓住战机,所以越战越勇,夺得最后胜利。通过以上所举三种情况,我们大致可以知道解放战争期间国、共两军力量消长的原因。正是军事上的失败,直接导致了国民党在大陆政权的倒台。

老话说,国民党的税多,共产党的会多。

在我看来,胜利后国民党迅速腐败,以至于不可收拾。原因是国民党派出的接收大员进入原来由日本和汪精卫伪政府控制的沦陷区,建立国民党的政权。此间发生大量的腐败,丧失了民心,一泻而溃千里,势不可阻。而共产党却尊重民众,提倡民主、关心民间疾苦,得到大老百姓的信任,民心所向。

国、共两党之争,起直接作用的是军事斗争。但军事斗争只是表面现象,军事成败的背后起根本作用的更多是政治因素。所以说中共能够战胜国民党,其实更是政治斗争的胜利。在解放战争期间,中共所进行的卓有成效的政治工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实,如果只是看政府公布的税率,全国解放之前,国统区的税率是要比解放区低的,而且低不少。不仅如此,国民政府还经常以各种理由进行大范围、大面积的减免。比如抗战胜利之后,国民政府就宣布,被日军占领过的省份,都免一年的农业税,到第二年,这个政策直接推到了全国,全国农民都不征税了。

国民党的腐败

对待组织:开展整党运动。从1947年冬天开始,中共在各解放区开展了整党运动,以三查(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和三整(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为主要内容。经过整顿,提高了全党的政治思想水平,改进了工作作风,使队伍更加纯洁和巩固,为争取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组织上的保证。相比之下,国民党的组织非常松散,远远没有中共那么严密,所以国军的向心力不够,比较容易起义投诚,也容易渗入情报人员。

这个政策好不好呢?至少从出发点来说,这是个很好的政策。抗战八年,有些地方沦陷时间长,长期被日寇蹂躏,老百姓又经常被日寇拉去充当劳役,确实为了胜利,老百姓付出了非常惨重的代价。现在抗战胜利了,确实也应该让老百姓享受一点胜利的果实,与民休息,对稳定社会,恢复民生,都是有好处的。

抗战胜利时,国民党只占有全国一小部分国土。当时的一线城市只剩下重庆、成都、贵阳、昆明、兰州;大片繁华的东部地区,武汉、桂林、长沙、广州全都落入了日本人的手中,更不用说上海、南京、北京、郑州和东北广大地区。胜利之后,国民党要派出大量官员去沦陷区工作,但它根本没有足够的合格的干部。接收大片沦陷区任务之重大是可以想象的。伪政权要接管,伪军要改编,汉奸要惩处,地方秩序要维护,汪伪的货币要改制,日本人要遣返,生产要恢复,税制要建立,还要防止共产党的渗透,这真是一个百废待兴的时代。

对待军队:开展新式整军运动。从1927年的“三湾改编”开始,中共就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从此走上政治建军的道路,注重从思想上训练军队。解放战争中,由于部队新成分增加,特别是从国军中俘虏过来的士兵成分增多,共军在组织上、思想上、作风上产生了一些不纯现象。为使部队适应形势和任务的要求,进一步提高政治觉悟、纪律性和战斗力,一些部队结合当时解放区正在进行的土地改革运动和整党运动,相继开展多种形式的诉苦教育。1947年9月28日,毛泽东批转了东北民主联军辽东三纵队诉苦教育的经验报告。随后,这个运动便在军队普遍开展起来。1948年3月7日,毛泽东在《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中,把诉苦和三查概括为新式整军运动。新式整军运动给共军注入了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使士兵坚定了斗争的信念,战斗力因此大大增强。

但实际上,这个政策并没有执行下去。原因也很简单,原本国民政府能够从农民手里征收上来的税就不多。为什么呢?因为各地都在大量瞒报土地面积,而当时的农业税还是按照土地面积征收的,政府搞不清楚到底有多少面积,也就不知道应该征多少税了。这还不是说军阀控制的地区,而是中央军直接控制的省份。甚至有的县纳税的土地只占实有耕地面积的7%。

可是接收大员来到一个地方,首先是占据最好的房子用作自己的官邸,接收伪政府的财产供自己享用,委派自己的亲人出任新建政府的各级官吏。各式各样想当官的人贿赂接收大员,买官卖官层出不穷。汪伪政权在七八年占领期间经营了巨大的资产,胜利后这些资产成为逆产,全部要没收充公,在这产权变化的过程中有许多可乘之机。接收大员多半利用逆产改制的机会,将一部分资产据为己有。手里有权,又缺乏监督,腐败是必然的。接收大员纷纷忙于自己的私利,把要紧的事都放到了脑后,这引起当地百姓的极大不满。

对待群众:减租减息,土地改革。1945年底,毛泽东在《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中指示:“减租和生产两大任务是否能够完成,将最后地决定解放区政治军事斗争的胜负。”[iv]把群众工作作为政治军事斗争的基石。1947年中共召开土地工作会议,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提出“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制度”,分配土地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在土改政策口号下,农民的革命热情被大大激发,或青年参军、或财物支援,紧密地配合了共军的解放战争。没有群众的积极支援,中共是不可能战胜国民党的,这也是国民党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

更重要的是,国民政府征税是层层转包,几乎都是包税制。也就是说,中央给某个省规定一个税额,然后就由省里去征收,征不够了省里补齐,征多了省里自己留下。省再逐级往下分包,最后到县以下,实际上就是承包给了保甲长,主要是保长。并且,因为当时各级政府上下级之间的控制并不严密,保长征多少税,上级并不完全清楚,所以保长能够大量贪污。

对待俘虏:思想改造,化敌为我。中共在对待俘虏方面具有高超的策略,主张优待俘虏,根据其表现和自愿予以释放、量才录用或特别处理。由于国民党军队多受过正规训练,军事素养高。所以在解放战争期间中共提倡改造俘虏、利用俘虏。早在1945年11月毛泽东就说:“一切俘虏官兵照中央指示原则上均收留教育,反动者监视,均不放走,仅在必需时可考虑放走个别的人。”[v]“最低要求是化敌为友,最高要求是化友为我。”解放战争期间,俘虏是共军的主要兵源之一,而且是非常优秀的兵源。1948年10月1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中指出:“两年内,特别是最近一年内……溶化了大约八十万左右从国民党军队来的俘虏兵,使他们变为解放战士,掉转枪口打国民党。”[vi]共军对待俘虏的这些有效手段,不但能化敌为我,而且可以起到瓦解国军军心的作用。到了最后,化敌为我的水平能够发展到“即俘即补即教即战”的程度[vii]。1948年12月毛泽东给杨得志等将领的电报中说:“望你们仿照刘邓陈粟在徐蚌作战中即俘即查、即补即战方针,立即将最大部分俘虏补入部队,并迅速加以溶化。”[viii]共军的四野,还征用了八千多名投降日军在东北的医护、军工人员,他们跟随共军一直打到海南岛,直到1953年才被遣返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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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待敌将:策反起义,鼓励投诚。策反国军将领,鼓励其起义投诚是共军战胜国军的一个重要因素。在1945年10月进行的邯郸(平汉)战役中,国军第十一战区副司令兼新八军军长高树勋率部一万余人阵前起义,使共军原计划两个月的战役仅用了十天时间,也打乱了国军的战略部署。随后,共军发动“高树勋运动”鼓励国民党官兵学习高树勋部队的榜样。辽沈战役中,曾泽生率第六十军长春起义,加快了长春的解放,促使郑洞国率新七军投诚,缩短了战役进程。淮海战役中,中共秘密党员张克侠、何基沣率五十九、七十九军三个半师起义,等于敞开了徐州的东北门,使共军得以直捣徐州,为全歼黄伯韬兵团铺平了道路。决战大西南时,郭汝瑰在宜宾的起义影响很大。而刘文辉等川康地方实力派的起义,粉碎了蒋介石布置的川西决战计划。从1945年9月到1950年6月共有国军118万多人起义(包括和平改编),促使近50%的国土实现和平解放,不仅加速了战争进程,而且减少了代价,获得了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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