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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学者谈中德思想交流:我们应该保持开放

  应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邀请,德国慕尼黑大学汉学系金秋月(Catrin Kost)博士于2015年3~4月来华进行为期7周的学术访问。在金秋月博士即将结束访问回国之际,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白云翔主持召开了一次中德学者小型座谈会。座谈会上,金秋月博士首先系统简要地介绍了她关于欧亚草原青铜文化、战国秦汉滇文化与越南东山文化、汉代北方草原与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古代中国卫生的考古学研究等方面的研究进展及其成果,在中国访问期间的学术活动及其收获,以及德国学术界对中国考古学的关注点和兴趣点等。随后,考古研究所丛德新研究员、曹楠副研究员、郭物副研究员、杨勇副研究员以及考古系部分学生同金秋月博士就以下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和交流:中国学术界对斯坦因等20世纪早期国外探险家在中国西北地区的活动及其影响的评价;关于考古学的学科定位;中国考古学的学术传统及中国特色;当今中国考古学的学术前沿课题、研究热点和发展态势;战国秦汉时期北方草原、西北地区和西南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及其联系;德国考古学界对《中国考古学》(英文版)的评价及期待等。这次座谈会进一步加深了中德学者尤其是中青年学者之间的交流和相互了解。

ag环亚集团,中国学者的第一次考古学演讲

2015-01-07 10:42:51作者:陈 雍来源:今晚报已浏览次 1926年秋,万国考古学会会长、瑞典皇太子阿道尔夫·古斯塔夫(这位皇太子因痴迷考古,将近半个世纪不当国王,只做王储)来华访问。10月22日下午,中外学者在北京协和医学院礼堂举行报告会欢迎万国考古学会会长。会议由清华研究院梁启超教授主持,首先是中国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致欢迎辞,瑞典皇太子致答谢辞,接下来是梁启超用英语做主旨报告。他的开场白很谦虚:“我不是考古学的专门学者,实在不配讲这个题目,但是因为万国考古学会会长、瑞典皇太子殿下光临敝国,同人为表敬意起见,嘱我把中国考古学之过去及将来稍为讲讲,表示欢迎之意。”梁的题目为《中国考古学之过去及将来》。这是中国学者第一次关于中国考古学的总结。 20世纪20年代,近代考古学在中国刚刚出现,那个时候只有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发掘河南仰韶村遗址、调查北京周口店遗址等很有限的考古活动。就在梁启超作报告的当天,中国年轻的考古学家李济正在山西发掘西阴村遗址,梁启超对山西的发掘情况不了解,因此什么也没说。直到发掘结束以后,李济把发掘出的十几箱东西拉到清华研究院展出,梁看完以后很兴奋,特意写信告诉在美国学习考古的儿子,不过这些都是后话。1926年时,中国学术界对于近代考古学知之甚少,梁启超的考古演讲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做的。 中国有悠久的金石学传统,梁启超这样的国学大师把宋代以来金石学视为中国考古学的过去,可以认为是合乎情理的。他说:“由干隆中叶以后,直到现在一百五十年间,这种学问有很猛烈的进步,而且分科研究一天比一天精密下去。”他把研究对象按质地分为石类、金类、陶类、骨甲及其他,共四大类。而后,他又对这四大类作进一步的分类叙述。他的这种分类研究,是用近代学术思想对传统金石学的改造。他对“中国考古学过去”是这样评价的:“近百五十年来,因为努力研究的结果,进步很快,虽然所用的方法,不过是中国旧有的老法子,在学问上的贡献已经不少了,中国考古学界过去的情况大致如此。” 对于“中国考古学将来”,梁启超提出:“第一个方向是发掘,从前这种古器物的出土,都是碰机会,偶然发现出来,宝贝已经很多了。往后要进一步,做有意识的发掘。这类工作中国完全没有,近来欧美学者到中国来作有意识的采掘,成绩很佳。于是中国学者亦感觉有自动采掘的必要。”他认为中国考古学今后要发展,首先要做有意识的主动发掘,这点至关重要。 他还提出:“第二个方向是方法的进步。以前考古学所用的方法全是中国式,自从欧人来后遗传下来,不过时时有所改良而已。此种方法好处甚多,然亦不算完全。我们希望将来,全国高等教育机关要设考古专科,把欧人所用方法尽量采纳。”他认为对于考古学的方法,一是要改良年代学的旧方法,二是要引用地质学、人类学的新方法。他在八十多年前提出的全国高等教育机关要设立考古专科,堪称高瞻远瞩的设想。 梁启超在演讲结束时深情地说:“以中国地方这样大,历史这样久,蕴藏的古物这样丰富,努力往下做去,一定能于全世界的考古学上,占极高的位置。”今天反观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中国考古学,我以为,基本上是循着梁启超所说的方向发展而来的。ag环亚集团 1

五年前,从北京唱响的“中国梦”引起海内外中华儿女共鸣。五年来,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实践,到“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到“一带一路”;从经济转型发展到反腐倡廉……中国的头条新闻总能引发海外华侨华人的思考与感怀,侨胞们与祖国、家乡呼吸相通、砥砺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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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谈会现场

“这五年•我与中国”征文活动发起后,海内外侨界踊跃来稿,表达心声。一篇篇优秀征文也将陆续与大家见面,共同讲述“我与中国的这五年”。

11日,德国汉学家顾彬教授在中华文化学院作“德国与中国:历史中的相遇”讲座。图为顾彬正在讲课。 李晗雪摄

 

——编者按

中新网北京6月11日电 北京外国语大学全球史学院客座教授、德国波恩大学汉学系终身教授顾彬(WolfgangKubin)回顾近几百年中德思想文化交流与翻译史提出,“有翻译的国家才有发展”,中德思想之间曾有过许多重要的学习交流,应继续保持开放。

投身中德交流乐此不疲:“中国梦”与我这五年

顾彬11日在中华文化学院作“德国与中国:历史中的相遇”讲座时提出上述观点。

唐志红

顾彬谈到,近几百年,中国的思想文化引起了许多德国学者的兴趣和思考。莱布尼茨曾与当时在中国的传教士有数百封书信交流;歌德、黑格尔等哲学家或文学家也曾对中国有了解与研究。在近代,马克思主义的翻译对中国历史发展有重要影响。

来德国一晃快17年了,有人问我:你有那么多“头衔”,自己最满意哪一个?

同时,德国的思想与文学也影响了许多中国学者与文学家。顾彬举例,曾在海德堡大学学习的中国诗人冯至就是德国哲学家雅思贝尔斯的学生,其写作也受德国诗人里尔克影响。

的确,在工作场合,我扮演着多重角色,从德国海德国际有限公司负责人,到中德科技创新联盟主席、中德科技创新中心创始人,再到新近挂牌成立的慕尼黑华星艺术团团长……但一想到我最情有独钟的中德科技教育文化交流工作,这个问题的答案也就不言而喻了。

“我们应该保持开放。”顾彬结合自己的汉学研究经历谈到,在研究中国典籍时,中德学者面对的疑难点常常相同,应当多作交流。